一场在人民大学举行的交流会上，着名俄罗斯问题、中亚问题专家、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原副所长王宪举提问演讲嘉宾哈萨克斯坦国务顾问叶尔兰·卡林：哈萨克斯坦是如何做到女大学生毕业以后就生孩子，一个一个地生，“她们怎么能够这么相信你们的话，老老实实的，服服帖帖的就这么生孩子，早生、多生？”
王宪举说，自己才到访哈萨克斯坦，发现当地有很多小孩。他称赞哈国政府采取了有效措施鼓励生育，反观中国，“现在女同志是不愿意结婚，不要小孩，家长也好，领导也好，你动员她，劝她，她不听”。
“老老实实，服服帖帖，一个接一个。”这些压迫性词汇凸显出王宪举的认知，以及高高在上的权威姿态。或许在他们眼里，强制性生育是解决社会少子化的必须选择。
然而，叶尔兰·卡林并没有给出王宪举想要的答案。这位国家顾问说：自己有六个孩子，但“都不是强迫的”，哈萨克斯坦为促进生育所作出的努力，包括重视社会公平，加强法治，立法保护妇女儿童权益，考虑为每个新生儿设立教育基金账户等。
中国生育率持续走低。2017年新生儿出生数量是1765万，到2023年，出生人口仅为890万人，短短六年时间，新生儿出生数量骤降了近一半。这一生育率比韩国、日本等老龄化国家生育水平还要低。
新生人口减少加剧老龄化问题，并带来社会经济运行巨大压力，从而诱发人口性衰退，这对一个国家而言可能是灾难性的。
如今，中国政府正为改善生育率而焦虑。如同一干专家的疑问：中国青年为什么不愿生育？看似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政策但却毫无成效。
今非昔比，如今的青年人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社会压力。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1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6.1%。
无法就业，没有稳定收入，生活艰难，青年人自顾不暇，如何去面临婚恋，家庭和生育责任？不恋不婚不生成为当代中国青年人被迫的选择。
民政部今年8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共办理结婚登记343万对，创下近年新低。有学者当时预计，今年全年结婚登记数将是1980年以来的最低值。
《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显示，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53.8万元，相当于人均GDP的6.3倍，城镇养育成本高于农村。不同阶段花费不同，3-5岁幼儿园阶段最高。
这些费用并不包含孩子的大学支出，可能的失业期、婚恋成本，如果再加上购房，畸高的房价掏空“6个钱包”，让整个家庭生活水平直线下降，甚至步入贫困。
诚如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所言，中国疫情后的社会 “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青年人，和生无可恋的中年人”。
以哈萨克斯坦为例，除了配套相应的鼓励生育的制度外，国家层面还为青年解决后顾之忧，大量国家控制的企业收入都会计入国家基金，每个新生儿都会从基金中得到分红，将来用于解决住房和教育问题。
反观中国，近年来，虽然多地相继推出二孩、三孩家庭优惠政策，例如向相关家庭发现金补贴、提供住房支持政策、延长育儿假等，但相关政策配套较弱，执行力度不够，无法解决青年人生育的后顾之忧。
对于中国女性而言，在家庭和职场还可能面临诸多不公甚至歧视，生育有时对于一个女性而言意味着牺牲掉自我发展去赌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
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不是生育工具。有网友评论王宪举的言论说：当一个女性看到丰县铁链女遭受虐待连生八子！成都女子两年被家暴16次！甘肃一女硕士刚生完孩子，丈夫就冲进产房将其杀死！……这样的新闻时那里还有勇气去面对婚姻，还要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地生孩子呢？
天赋人权，每一个人都有人身自由，都有主宰自己思想和身体的权利。生殖权利是一项基本的人权，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剥夺的。生殖权利包括生育自由和生殖健康，其对妇女权利的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2018修正）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
1968年国际人权会议通过的《德黑兰宣言》提出：“父母享有自由负责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时距之基本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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